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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圖書
小于一
浙江文藝出版社
作 者: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  出版時間:2014-09
ISBN:9787533939601
開本尺寸: 32開
定 價:45.00元
印 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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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美國國家書評獎獲獎作品
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著名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經典散文集
著名詩人、翻譯家黃燦然先生歷時三年精心譯成
獨家引進,簡體中文版全譯本在中國大陸首次面世
目錄
小于一
哀泣的繆斯
鐘擺之歌
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
在但丁的陰影下
論獨裁
文明的孩子
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1899—1980):訃文
自然力
濤聲
詩人與散文
一首詩的腳注
空中災難
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
取悅一個影子
畢業典禮致詞
逃離拜占庭
一個半房間
作者簡介
約瑟夫·布羅茨基(1940—1996),俄裔美籍著名詩人、散文家,生于列寧格勒(現圣彼得堡)一個猶太家庭,15歲輟學謀生,很早開始寫詩并發表于蘇聯地下刊物。1964年受蘇聯政府當局審訊,因“社會寄生蟲”罪獲刑五年,并被流放至西伯利亞。1972年被蘇聯政府當局強制遣送離境,隨后前往美國定居,先在密歇根大學任駐校詩人,繼而在其他大學任訪問教授。1986年榮獲美國國家書評獎,1987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1991年獲選“美國桂冠詩人”。其代表作品有詩集《詩選》、《詞類》、《致烏拉尼亞》,散文集《小于一》、《論悲傷與理智》等。
內容簡介

《小于一》是約瑟夫·布羅茨基的第一部散文集,展現了他對文學、政治和歷史等各領域的全面興趣。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小于一》是一部知識分子的自傳。本書收錄了布羅茨基評論詩歌與詩學的最卓越的散文作品。不可避免,《小于一》中也談到了政治。這些散文是對歷史和當今時代的深刻沉思。

本書也是一部私人回憶錄。用作書名的散文《小于一》和壓卷之作《一個半房間》,是布羅茨基為自己的故鄉城市和雙親譜寫的頌歌——或者說哀歌。

 

《小于一》作為一本詩人批評家的隨筆集,都是獨一無二和無可匹比的。首先,它不是一部純粹的批評著作,也即不是純粹的批評文章結集或專著,而是結合了自傳成分,而由于布羅茨基的經歷極具傳奇性,因此這自傳成分不僅包含了對詩歌的評論,還有對社會和政治的評論,尤其是對極權制度的評論。《小于一》是一部以長篇文章為主的隨筆集,夾以若干短文,原書五百頁,僅十八篇文章,其目錄剛好占一頁。除了標準的“詩人批評家”的長篇文章例如評論阿赫瑪托娃、卡瓦菲斯、蒙塔萊、曼德爾施塔姆夫婦、沃爾科特、茨維塔耶娃和奧登的文章外,還有幾篇短則三四十頁、長則五六十頁的“超文章”,包括分別對茨維塔耶娃和奧登各一首詩的細讀;對20世紀俄羅斯散文(主要指小說)的無情裁決(《空中災難》);對自己的成長(《小于一》)、對父母(《一個半房間》)和對他的城市(《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的回憶;以及歷史筆記和游記(《逃離拜占庭》)。

文摘
論獨裁

疾病與死亡也許是獨裁者與其子民唯一的共同點。僅就此而言,一個民族可以因受一個老人統治而得益。這不是說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的必死性就一定會使自己變得聰明或老練,而是說,一個獨裁者用于思考譬如其新陳代謝的時間乃是竊取自國家事務的時間。國內和國際的平靜是與困擾你的黨第一書記或你的終身總統的惡疾之數目成正比的。即使他有足夠的洞察力去學習每種疾病中固有的冷酷無情這門額外藝術,他通常也會頗為躊躇,不會貿然把這種學來的知識拿去應用于他的宮廷陰謀或外交政策,原因之一是他本能地尋求恢復他早前的健康狀況或干脆相信他會完全康復。
就獨裁者來說,思考靈魂的時間總是被用于策劃維持現狀。這是因為一個處于他那種位置的人是不會在現在、歷史和不朽之間作出區分的,三者皆為了他自己和全部人口的方便而被國家宣傳融為一體。他緊緊抓住權力就像任何老人緊緊抓住養老金或存款。有時候一些似乎是高層清洗異己的舉動總是被全國視為企圖維持穩定,而全國正是為了穩定才首先讓獨裁制度建立起來的。
金字塔的穩定是很少依賴其尖頂的,然而卻是那尖頂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不一會兒觀賞者的眼睛便因其難以忍受的完美外形而疲倦了,于是要求改變。然而,當改變來了以后,卻總是更糟。至少可以說,一個老人為了避免對于他那種年齡來說尤其難受的羞辱和不安而斗爭,是完全可以預期的。他在那場斗爭中可能會很血腥和卑鄙,卻不會影響金字塔的內部結構或其外部陰影。而他斗爭的對象,他的死對頭們,受到他的惡毒對待卻是應得的,原因之一是從年齡差別的角度看,他們的野心犯了同義反復。因為政治即是幾何式的純粹,它擁抱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在那尖頂上,只有供一個人占據的空間,而他最好是年紀老邁,因為老人從不假裝自己是天使。老邁的獨裁者的唯一目的是維持其地位,他的惑眾言論和偽善并不要求其子民必須相信或必須廣為傳播。而懷有真實或虛假的熱情和獻身精神的年輕新貴到頭來往往會提高公眾的犬儒主義水平。回顧人類歷史,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犬儒主義是社會進步的最佳碼尺。
因為新獨裁者總是采取新牌的偽善和殘暴。有些更熱衷于殘暴,另一些則更熱衷于偽善。想想那些20世紀的獨裁者吧。他們總是以不止一種的方式來鞭撻他們的前任,并且又一次使公民意想不到以及又一次使旁觀者大跌眼鏡。一位人類學家(并且還是一位極端高傲的人類學家)會對這種發展懷著極大興趣,因為它拓寬了我們對人類這個物種的看法。然而,必須指出,上述程序既拜科技的進步和人口的總增長所賜,也有賴于個別獨裁者的獨特邪惡。
今日,每一種新的社會政治體制,不論是民主的還是極權的,都已進一步遠離個人主義精神,而走向群眾的一呼百應。個人存在的獨特性這一理念已被匿名性取代。個人往往不是死于刀劍,而是死于陰莖,并且,無論一個國家多么小,它都需要或者說逐漸屈從于中央計劃。這種事情很容易繁殖出各種形式的專制制度,而獨裁者們自己則可被視為電腦的一個個淘汰版。
但是,如果他們僅僅是電腦淘汰版的話,那也不太壞。問題在于,獨裁者有能力采購新的、尖端的電腦,并致力于為它們配備人員。淘汰型硬件使用先進配件的例子多的是,例如希特勒訴諸擴音器,又如斯大林利用電話監聽系統鏟除政治局里的異己。
人們變成獨裁者不是因為他們擁有獨裁的天賦,也不是因為純粹的機遇。如果一個人擁有這樣的天賦,他通常會取捷徑,成為家族獨裁者,而真正的獨裁者卻是以害羞聞名的,并且不是非常有趣的家庭男人。獨裁者的工具是政黨(或軍階,它有著與政黨相似的結構),因為,如果你要達到某種東西的尖頂,你就得擁有某種具備垂直地形的東西。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政黨不同于一座山,或者更準確些,不同于一座摩天大廈,它實質上是一種由精神上或其他方面的失業者發明的虛構的現實。他們來到世上,發現其有形的現實,摩天大廈和山,已完全被占領。因此,他們的選擇處于等待舊制度的空隙與創造他們自己的另一種新制度之間。后者更合他們的胃口,因為做起來更劃算,僅是他們可以立即動手干起來就能說明這一點。創建一個政黨本身就是一種職業,并且還是一種要專心致志的職業。它顯然不會立即見效;可是這種勞動并不辛苦,并且這個抱負雖然前后不一致,但存在著大量的精神安慰。
為了掩飾其純粹的人口統計學起源,一個政黨通常會發展自己的意識形態和神話。一般來說,新現實總是根據舊現實的形象創造的,模仿現存的結構。這種技巧既遮掩缺乏想象力,又為整個事業增添某種真實的氣氛。順便一提,這就是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欣賞現實主義藝術的原因。整體而言,想象力的缺席比在場更真實。政黨綱領的單調沉悶及其領導人那種乏味而無甚可觀的外表吸引了群眾,他們把它視為他們自己的反映。在人口過剩的時代,惡(以及善)變得與其對象一樣地平庸。要成為獨裁者,最好是變得沉悶。
而他們人沉悶,生活也沉悶。他們唯一的獎賞是在往上爬時獲得的:看著對手被超過、推開、降級。在本世紀初政黨林立的時候,尚有額外的快樂,例如派發粗制濫造的宣傳小冊子,或躲避警察的監視;此外尚有在秘密大會上發表熱情的演講的快樂或用政黨的金錢到瑞士阿爾卑斯山或法國里維埃拉休養的快樂。現在這一切已一去不復返了:迫切問題、假胡子、馬克思主義研究。只剩下等待晉升的游戲、永無休止的繁文縟節、文書工作、尋找可靠的伙伴。就連小心你的舌頭的那種戰栗亦不復存在,因為顯然已經沒有任何值得你那些裝滿竊聽器的墻壁去留意的東西了。
使人爬到頂尖的,是時間的緩慢消逝,他們的唯一安慰是時間賦予這一事業的真實感:費時即是真實。即使在反對派的基層中,黨內晉升也是緩慢的;至于執政黨,則一點也不用焦急,并且經過半個世紀的主導統治之后,它本身也已具備分配時間的能力。當然,就維多利亞時代意義上的理想而言,一黨制與現代的政治多元主義并無多大區別。不過,加入當前唯一的政黨所需的不誠實度,仍然要多于平均數。
然而,不管你多么機靈,也不管你的記錄多么無可挑剔,你都不大可能在六十歲之前進入政治局。在這種年紀,生命已是絕對不可逆轉的了,而如果一個人握住權力的韁繩,他只會把拳頭攥緊至斷氣為止。一個六十歲的人不大可能去嘗試任何有政治經濟風險的事情。他知道他只剩下十來年時間,而他的快樂主要與美食和科技有關:精致的食譜,外國香煙,還有外國汽車。他是一個維持現狀的人,而這在外交上是有利可圖的,因為他的導彈儲藏量正在穩步增長;但維持現狀在國內卻是難以忍受的,因為不做事即意味著使當前局勢惡化。盡管他的死對頭可能會利用后者,他卻寧愿消滅他們而不愿著手進行任何改革,因為一個人總是對使他取得成功的那個體制懷有一點兒眷戀之情。

良好的獨裁制度的長度一般是十五年,至多二十年。超過這個長度,將無一例外地滑入獸性。接著,你也許就可以獲得見諸發動戰爭或國內恐怖或兩者兼而有之的那種顯赫權勢。幸運的是,自然規律發揮其威力,有時候及時地假那些死對頭之手,即是說,在你的老人決定制造一些可怖事情使自己不朽之前動手。那些其實已一點也不年輕的年輕干部從底下往上擠,把他推進了純粹時間的藍色彼岸。因為在抵達尖頂之后,那是唯一可以繼續下去的途徑。然而,自然規律常常要親自動手,且會遭到國家安全機關和獨裁者私人醫療隊這兩者的負隅反抗。外國醫生們被請進來把你的老人釣出他沉沒下去的衰老的深淵。有時候他們的人道救援努力(因為他們的政府本身也極有興趣去維持這種現狀)成功得足以使這位偉人去重新對他們各自的國家發出死亡威脅。
最后,兩方面都放棄了;機關也許比醫生更加不想如此,因為就一個即將受來臨的變動影響的等級制而言,醫藥的地位較次要。但是就連機關最后也對那位它們肯定要比其活得更長久的主人厭倦了,而當保鏢把臉孔別過去,死神便拿著鐮刀、錘子和鍘刀溜了進來。翌晨,全國人民不是被準時的公雞吵醒,而是被擴音器噴涌而出的一浪浪肖邦《葬禮進行曲》吵醒。然后是按軍事規格舉行的葬禮,馬匹拖著炮車,前面有一隊士兵捧著紅色小墊,上面擺滿了以前用于裝飾獨裁者外衣的獎章和勛章,如同一只獲獎的狗胸前掛滿了牌子。因為這就是他的本色:一只跑贏的獲獎狗。而如果全國人民一如時常會有的那樣哀悼他的亡故,他們的眼淚也是輸錢的賭博者的眼淚:全國哀悼其失去的時間。然后政治局成員露面了,扛起那覆蓋著國旗的棺材:這是他們唯一共有的分母。
當他們抬著死去的分母時,照相機便咔嚓作響,外賓和本國人民屏息凝視那些神秘莫測的面孔,試圖找出哪個是繼承人。死者可能自負得留下一份政治遺囑,但它是絕對不會公開的。繼承人的決定要由政治局的一次閉門(即是說,向全國人民閉門)會議悄悄作出。也即是絕密的。秘密性乃是黨的一項古老的煩惱,呼應其人口統計學起源,呼應其光榮的非法往昔。那些面孔則什么也沒有披露。
他們把這件事做得格外成功,因為沒有什么可以披露的。因為情況只會更加一樣。那位新人只會在外形上與那位老人有所不同。在精神和別的方面,他注定要成為那具死尸的徹頭徹尾的翻版。這也許就是最大的秘密。想想吧,黨的人事變動是我們所擁有的最接近復活的事情。當然,重復令人厭煩,但是如果你秘密地重復事情,仍可能很有趣。
然而,最有趣的事情莫過于明白到這些人之中任何一個都有可能成為獨裁者,明白到導致這種不確定和混亂的原因無非是供過于求而已,明白到我們不是在與某個人的獨裁打交道而是在與一個政黨的獨裁打交道,這個政黨已經使獨裁者的產量達到與工業同步的水平。考慮到個人主義投降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不能不說這個黨一般來說是十分精明的,具體來說又是十分機靈的。換句話說,今天“誰將成為誰”這一猜謎游戲,其浪漫和陳舊就如棒接球游戲,只有自由選舉出來的人才會去沉溺于玩它。鷹鉤狀側面像、山羊胡子或鐵鍬式胡須、海象似的或牙刷似的八字須的時代早已過去了;不久之后就連粗眉也要一去不復返。
不過,這些乏味、灰沉、無特征的面孔仍有某種使人難以釋懷的東西:他們看上去跟誰都一樣,這使他們給人一種幾乎是地下的感覺;他們像草葉一樣彼此雷同。那視覺上的冗贅為“人民政府”的原則提供了某種額外的深度:由誰也不是的人實行的統治。不過,受誰也不是的人統治是一種遠遠更為無所不在的獨裁,因為誰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個人。他們以不止一種的方式代表人民,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不操心選舉。設想在譬如說中國這個十億人口的國家推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的可能結果,這對想象力來說是一件頗為艱巨的任務:這會產生什么樣的議會,又將有多少千萬的人構成少數派。
本世紀初政黨的勃興是人口過剩的先聲,這也是為什么今天它們表現得如此出色。當個人主義者取笑它們的時候,它們大肆擴張非個性化,而現在個人主義者再也笑不出來了。然而,目標既不是黨自己的勝利,也不是某個官僚的勝利。沒錯,他們走在時代前面,但時代前面還有很多東西,尤其是還有很多人。目標是要方便他們在這個沒得擴張的世界上進行數字式的擴張,而達到這個目標的唯一途徑是把每一個活著的人非個性化和官僚化。因為生命本身也是一個公分母;這已足以成為用更具體的方式建構存在的前提。
而一個獨裁制度正是這樣:為你建構你的生命。它這樣做的時候總是盡量一絲不茍,顯然比一個民主政體做得好多了。還有,它是為你好而這樣做的,因為在人群中展示個人主義可能是有害的:首先對那個展示個人主義的人有害;但是你也得顧及他身邊那些人。這就是由黨領導的國家連同它的安全局、精神病院、警察以及公民的忠心的意義所在。不過,所有這些發明仍然不夠:它的夢想乃是要使每個人都成為他自己的官僚。而這個夢想成真的日子看來就快到了。因為個人存在的官僚化開始于政治思考,而這是不會因有了一個袖珍計算機便停下來的。
由是之故,如果你在獨裁者的葬禮上仍然感到哀傷,那主要是出于自傳的理由,還因為這種離去使你對“往日好時光”的緬懷更加具體。畢竟,那個人也是老派產品,那時人們仍然看得出他們說的與他們做的之間的區別。如果他在史書上不值得多于一行,那就更好了:他只不過是沒有為了被寫一大段而讓其子民的血濺個夠罷了。他的情婦們都有些發胖,并且不多。他寫得很少,也不畫畫或玩任何一種樂器;他也沒有推行新式家具。他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獨裁者,然而最大的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都想盡辦法要跟他握手。簡言之,他不搗亂。而當我們早晨打開我們的窗戶時,發現眼前的地平線仍然不是垂直的,那要部分地歸功于他。
由于他的職業的屬性,沒有人知道他真正想什么。很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倒適合做一篇很好的墓志銘,除了芬蘭人所講的有關他們的終身總統烏爾霍·吉科寧的一段軼聞,那段軼聞的開頭是:“如果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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